佛教艺术中的佛塔及形式:从印度支提到东亚楼阁式塔的演变
本页分三层陈述:其一,《长阿含经》等有关「起塔」的原典记载、以及各国寺碑、方志中的传说;其二,现代美术史与建筑考古学者(如关野贞、冢本晴二、小野胜年、杉山寿、Rowland、Snodgrass 等)对佛塔源流、传播路线的考古与形式分析;其三,佛塔形式在印度、中亚、中国、日本的本土化如何与各国的…
本页分三层陈述:其一,《长阿含经》等有关「起塔」的原典记载、以及各国寺碑、方志中的传说;其二,现代美术史与建筑考古学者(如关野贞、冢本晴二、小野胜年、杉山寿、Rowland、Snodgrass 等)对佛塔源流、传播路线的考古与形式分析;其三,佛塔形式在印度、中亚、中国、日本的本土化如何与各国的宇宙观、信仰实践结合。请留意:「窣堵坡」「支提」「浮图」「塔婆」皆为同一梵巴语根在不同语言中的音译;今天所谓「塔」在不同文化中所指形式差异极大,必须先分清脉络。
前言
本篇追溯佛教艺术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形式——佛塔——从印度起源到东亚楼阁式塔的演变。核心问题有三:最初的「窣堵坡」(stūpa)究竟是甚么?它如何在犍陀罗、中亚一带演变为带有方形平面与层层檐檐的塔?又如何在中国、日本被转化为多层木造楼阁?覆钵式(穹顶)塔与楼阁式塔之间,是断裂还是延续?一般读者可借此看懂桑奇大塔、犍陀罗塔、嵩岳寺塔、大雁塔、法隆寺五重塔之间的形式谱系;佛学学生可把佛塔形式与「舍利信仰」「宇宙观」的演变对读;实修者则可了解:塔的每一层、每一相轮,背后都有一套关于「佛法住世」的表达。
印度起源:窣堵坡与支提窟
佛塔的原型,是印度古代的「窣堵坡」(stūpa)——一种半圆形的覆钵式(或称半球形、穹顶形)坟冢,原用来安置圣者遗骨。依佛教传说,佛陀入灭后,其舍利被分为八分,起塔供养;此后阿育王(公元前三世纪)传说将舍利再分发至全印度,建立八万四千塔(此为传统宗教叙事,现代学者多视为神话化记忆)。现存最早的实例,是印度桑奇(Sānchī)大塔——其核心的覆钵形本体约建于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外围的石制栏楯与四门(陀罗那,torana)则约完成于前一世纪。
窣堵坡的基本构成包括:半球形的覆钵(anda,本意「卵」,象征宇宙之胎),顶上设平头围栏与伞盖(chatra,象征圣树与统治者的伞盖);塔外围以石栏楯,四面开门,信徒必须右绕(pradakṣiṇā)行进——这是窣堵坡最核心的仪式功能:它不是信徒进入礼拜的「殿堂」,而是供人外部右绕的「圣物中心」。
与窣堵坡并行发展的,还有「支提窟」(caitya)——在印度西部山地(如Karle、Bhāja)凿出的塔状圣殿:窟内后端立一座小型石制窣堵坡,窟顶为筒形拱顶,两侧列柱,整体是一个供僧众集体礼拜、右绕的洞窟式圣堂。支提窟与僧院窟(vihāra)共同构成了印度早期佛教石窟的基本类型。
犍陀罗与中亚:从覆钵到方形多层塔
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五世纪,佛教沿「丝路」向西北传播,进入健驮逻(Gandhā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与中亚绿洲。在这一过程中,窣堵坡的形式发生了关键性变化:从原来的半球形覆钵,逐渐变为「方形基座—层层向上收分的塔身—顶部相轮」的多层塔形。现代考古发现(如阿富汗Shah-ji-ki-Dheri遗址,传说为迦腻色迦王大塔;以及中亚诸遗址)显示:这类塔的基座日益高大,塔身分层装饰佛龛与浮雕,原有的半球形覆钵被压缩到顶部,变成一个小而尖的「相轮」构件。
为甚么会有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几种解释。第一,气候与材料:中亚干燥、多地震,石构与土坯构的高耸基座,比巨大的半球形更稳定。第二,信仰焦点的转移:健驮逻是佛像艺术的诞生地,人们开始把佛像安置在塔身的佛龛中,塔身本身成为「立体的佛龛建筑」,不再只是舍利的坟冢。第三,宇宙观的象征:层层向上收分的塔,象征须弥山——这一观念在大乘佛教兴起后更为自觉。
中国:从雀堵坡到楼阁式塔
佛教约于公元前后(汉代)传入中国,佛塔形式也随之东渐。但中国有自己的高层建筑传统——东汉以降盛行的「楼观」(多层木造阁楼),本来是神仙家、官僚贵族用来登高望气、迎候神仙的建筑。当印度—中亚的多层塔形式与中国本土的多层楼阁传统相遇,便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形式:楼阁式塔。
早期中国佛塔的文献记载,可追溯至洛阳白马寺(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及《洛阳伽蓝记》所记北魏洛国永宁寺七层浮图——后者极其高耸,是当时洛阳地标(现代考古已发现其塔基遗址)。现存最早的实例,是河南嵩山嵩岳寺塔(约六世纪初,北魏):十二边形、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外形优美,被视为中国楼阁式塔早期的经典。其后,隋唐以降发展出多种类型:
类型
特征
代表遗构
木造楼阁式塔
多层木构,外观如多层阁楼,每层设门窗平座
应县木塔(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一系
密檐式塔
塔身较矮,层层密排檐口,内部多不可攀登
嵩山嵩岳寺塔、西安大雁塔(唐代,外观为密檐)
砖石楼阁式塔
以砖石仿木构楼阁,可攀登
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杭州六和塔
覆钵式塔(喇嘛塔)
元明以后受藏传佛教影响,回归接近印度的覆钵形式
北京妙应寺白塔、扬州瘦西湖白塔
其中大雁塔(西安,唐代)是楼阁式砖塔的代表:平面方形,五层(外观为七层,经后世修饰),高耸端庄,是唐代长安的象征。现代建筑史学者(如刘敦桢等)强调:中国楼阁式塔并不是印度窣堵坡的「直接翻版」,而是印度塔的「观念」与中国木构楼阁的「技术」结合的产物——塔上的每层,都既是供人登临的楼阁,也是对须弥山层层上升的表达;顶部的「塔刹」(相轮),则是对印度原初伞盖(chatra)的最后回忆。
日本:五重塔、三重塔与缴钵式
佛塔传入日本,主要伴随飞鸟时代以降的大陆佛教东传。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塔形式,是「五重塔」——五层木造楼阁式塔,平面方形,层层向上收分,檐端轻微反翘,整体造型轻盈而稳重。最著名的实例,是法隆寺五重塔(奈良,约七世纪)与东大寺、兴福寺的五重塔。此外还有三重塔(如净土寺、严岛神社的三重要塔),以及作为密教根本道场中心的「根本大塔」(如高野山御影堂附近的大塔,代表胎藏、金刚两界曼荼罗的中心)。
下表把几种主要佛塔形式沿传播路线作一对照:
时代/地区
形式名称
主要构成
代表实例
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以降)
窣堵坡(stūpa)
半球形覆钵、栏楯、四门、右绕道
桑奇大塔
印度西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
支提窟(caitya)
洞窟式圣堂,内部后端立小石塔
Karle、Bhāja 支提窟
健驮逻—中亚(公元一至五世纪)
健驮逻式塔
方形多层基座、塔身佛龛、顶部小覆钵
Shah-ji-ki-Dheri 遗址
中国南北朝至隋唐
楼阁式/密檐式塔
多层木或砖石,可攀登,顶立塔刹
嵩岳寺塔、大雁塔、应县木塔
日本飞鸟以降
五重塔、三重塔
木造、方形、五层或三层檐,轻盈收分
法隆寺五重塔、兴福寺五重塔
元明清以降中国
喇嘛塔(覆钵式)
粗大覆钵形,置于白色基座上
北京妙应寺白塔
覆钵式与楼阁式的关系
一个常被讨论的问题是:印度的半球形覆钵,与东亚高耸的楼阁,看起来差异如此巨大,它们之间究竟是甚么关系?现代美术史学者(如Rowland、Snodgrass,以及日本的逸见梅太郎等)的基本共识是:形式虽变,观念一脉——塔的核心始终是「安置舍利、作为佛法住世的象征中心」;而其外观,则随材料、气候、当地建筑传统而不断调整。
更具体地说,可以把演变理解为三个层次的叠加:第一,最底层是「舍利—覆钵」的观念——无论塔的外观如何,塔的中心(地宫或塔心室)总是安置舍利;第二,中层是「须弥山—层层上升」的宇宙观——从犍陀罗开始,塔层层向上收分,象征圣山;第三,外层是当地的建筑语言——印度用石制半球,中亚用土坯方形基座,中国用木构楼阁,日本用纤细木造五重塔。也就是说,东亚的楼阁式塔,并不是把印度窣堵坡「丢掉」了,而是把原有的半球形压缩到塔顶的一小段「相轮」里,再在外围套上一层多层楼阁的外壳——打开任何一座中国、日本古塔,其地宫与塔心室所供奉的舍利、佛经,仍忠实延续着印度窣堵坡的核心功能。
对实践者的启示
对修行者而言,佛塔形式演变史最重要的启示,也许是:形式永远在变,而其内在的「纪念性」不变。从桑奇的石制半球,到长安的砖木高楼,到奈良的木造五重塔,物质材料、技术、审美趣味都在不断更换;但人们绕塔右绕、向舍利与佛形恭敬的这一行为,却两千多年来几乎未变。这提醒我们:佛教艺术中的「风格演变」,不是一个「越来越进步」的故事,而是同一个宗教核心在不同文化中不断重新找寻表达方式的过程。同时也要避免两种偏见:一是把最早的印度窣堵坡视为「最正统」、把后世楼阁式塔视为「变形」——这忽略了形式适应不同土壤的合理性;二是把塔单纯当作「景观」或「古迹」——它原本是为了让修行者有一个可右绕、可忆念、可与佛法相遇的具体场所而建。
参考文献
原典文献
现代学术研究
实修导向
- 《长阿含经·游行经》有关舍利八分起塔的记载,《大正藏》第一册,CBETA
- 逸见梅太郎《佛塔的研究》(法藏馆)
- 镰田茂雄有关中国佛教与寺院的导论书籍
- 《洛阳伽蓝记》(杨衒之撰,诸本)
- 关野贞《日本建筑研究》中关于五重塔的部分
- 日本古寺巡礼书籍(如新日本古寺巡礼文库系列)
- 法隆寺、东大寺等寺传文书
- Benjamin Rowland,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ndia(企鹅美术史系列);杉山寿《东亚美术史》
- 日常右绕佛塔、供养舍利的简易仪轨书(各宗入门书皆有)
相关整理另见桑奇大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