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藏传佛教：从雪域走向全球

本页分三层陈述：其一，藏地当代传承者对十九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处境的自述；其二，现代学者（如Donald Lopez、Jeffrey Hopkins、Robert Thurman、Melvyn Goldstein、Tsering Shakya）对此一段历史的社会学与史学研究；其三，西方与东亚佛教界如何重新诠释藏传佛教。请留意：本页以学术中立角度陈述，不对任何政治立场表态；所谓「近现代」是现代史学分期，藏地传统并不以此自限。

前言

本篇叙述藏传佛教的第三个时期——约自十九世纪教派辩经与利美（Ris med，无偏党）运动兴起，经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动荡，至二十一世纪初藏传道场遍及欧美、东亚与大洋洲。核心问题有三：十九世纪安多地区的利美运动如何为当代藏传奠下「不分宗派」的学术基础？一九五〇年代之后的外流，如何使藏传佛教从雪域一地的传统，成为全球性的宗教现象？当代藏传领袖在国际学术、对话与社会运动中扮演何种角色？一般读者可由此了解今日所见藏传佛教的由来；佛学学生可对照西方西藏学的百年发展；实修者则可思考：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藏传传承什么不变、什么不得不变。

十九世纪的利美运动与学术重整

在谈二十世纪的巨变之前，必须先回到十九世纪。当时西藏地方社会相对稳定，但各派长期分立，见地与实修渐生门户之见。十九世纪中叶，康区（西康）德格一带兴起「利美」（Ris med，意为「无偏党」或「不分宗派」）运动，代表人物包括蒋扬钦哲旺波（Jam dbyangs mkhyen brtse dbang po，一八二〇至九二）、蒋贡康楚罗卓泰耶（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一八一三至九九）、米旁降央南杰（Mi pham rgya mtsho，一八四六至一九一二）等。他们主张：不论宁玛、萨迦、噶举、格鲁、觉囊，凡有清净传承与实效的法门，都应平等研习与保存；并大规模搜集、整理、刊行各教派珍本，编成《宝藏》系列（如《大密宝藏》《知识宝藏》）。

利美运动的历史意义，常被低估。它实际上为二十世纪藏传佛教的全球传播准备了两项条件：其一，人才——一代学贯各派的学者与实修者，在动乱中既能守住传承，又能向异文化讲说；其二，文献——大量珍本被系统整理，使外流后的僧团仍有经典可依。今日海外道场普遍主张「不贬他派、不尊一宗」，其精神源头即可追溯至此。

一九五〇年代后的外流与全球传播

二十世纪中叶，雪域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动。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周围的僧团、学者与数千名跟随者陆续流亡，于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ala）建立流亡僧团与文化机构。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僧人、学者、艺人、医生从西藏各地及康区、安多辗转抵达印度、尼泊尔、不丹，再由这些据点向世界各地分散。

这一外流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可从三方面观察。第一，僧团制度在流亡中被重建：南印度的迈索尔（Mysore）定居点，依教派分别重建了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及许多支寺，年轻僧人在新环境中延续因明辩经、五部大论的学制。第二，学术研究被体制化：达兰萨拉成立西藏文档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搜集、微缩、整理藏文写本，成为国际西藏学的重镇；印度、欧美各大学相继成立佛学系，以藏传佛教为重要研究对象。第三，道场向全球扩散：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起，噶举派的「噶举文化中心」（Kagyu Darjeeling，其后在法国、美国建立多所道场）、宁玛派的「雪谦」（Shechen）与「佐钦」（Dzogchen）系列道场、格鲁派的「菩提道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FPMT）等，先后在欧美、东亚设立中心。

当代藏传领袖的国际角色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国际能见度的佛教领袖之一。从宗教与学术角度陈述，其事迹可分三项：其一，跨宗教与跨学科对话——他自一九七〇年代起，与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领袖展开多次对话，并与当代科学家（尤其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长期合作，推动「佛教与现代科学」的对话，西方实验禅修者的脑电波研究即受此风气带动。其二，佛法的现代语言转译——他以英文多次讲授《菩提道次第》《入行论》《心经》等，由 Jeffrey Hopkins 等学者口译、笔录成书，使藏传佛教的核心论述第一次大规模进入英语世界。其三，普世价值的倡议——他常年倡导世俗伦理、慈悲、非暴力、宗教和谐，一九九〇年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工作超出狭义宗教范围，成为当代公共知识的一部分。

必须郑重说明：围绕当代藏传领袖的相关政治议题极具争议，本网站以佛学研究为职志，不对任何政治立场表态。本页只陈述他在宗教、学术、对话层面作为藏传佛教当代传承者的角色，并把政治评价留给读者自行参考其他立场的文献。

西方西藏学的百年发展

藏传佛教进入全球，与西方西藏学（Tibetology）的发展密不可分。早期（二十世纪上半）以意大利图齐（Giuseppe Tucci）、英国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法国石泰安（Rolf Stein）为代表，他们以历史、文献、人类学方法研究西藏，是西方西藏学的奠基者。中期（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以 David Seyfort Ruegg、Helmut Hoffmann、Samten Karmay 等为代表，把研究重心从「西藏是甚么」转向「藏传佛教的哲学与文献」。当代（一九八〇年代以后）则有 Donald Lopez、Robert Thurman、Janice Willis、Jacob Dalton 等学者，一方面继续文献与哲学研究，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反思「西方如何建构西藏」——Lopez 的《香格里拉的囚徒》（Prisoners of Shangri-La）即为此类反思的代表作。

在汉语世界，十九世纪末以来，法尊法师（一九〇二至八〇）入藏二十年，归国后翻译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数百卷，是汉人系统接触格鲁派教理的第一人；能海上师（一八八六至一九六七）亦赴康宁寺求法，归来后在汉地建密教道场。一九八〇年代以后，随两岸开放，汉语世界对藏传佛教的译介与研究大为蓬勃，人才与著作渐成规模。

当代传承的变与不变

藏传佛教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保持不变：三宝的皈依、因果业力的基本见地、道次第的进程、密续灌顶与口传的传承方式，仍然严格依据传统。但也有些东西不得不大幅调整：出家僧团在西方社会如何适应单身制度、如何取得社会尊重；密法传承如何在没有藏语环境、没有寺院传统的条件下延续；女性修行者（包括西方女性出家众与藏地女性僧人）在传统以男性僧团为主的制度中，如何取得位置；以及最根本的——当一个藏传道场开在纽约、巴黎、首尔、台北，它所「传承」的究竟是雪域的文化形式，还是佛法的核心精神。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各道场、各教派中认真讨论，并没有标准答案。

对实践者的启示

对当代修行者而言，藏传佛教的全球传播既是机遇，也是考验。机遇在于：我们不必远赴西藏，就能在自己的城市亲近传承清晰的上师与道场；考验在于：便利也容易带来「消费式佛教」——把密法当心灵鸡汤，把灌顶当证书，而忽略戒律、出离心、菩提心这些长期扎根的功夫。十九世纪利美运动的精神，今天尤为可贵：不分宗派、不贬他者，同时严守自己所受的传承。了解藏传佛教如何从雪域走到全球，也能帮助我们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修行——法的传承从来不是静止的文物，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土地上重新活过来的实践。

参考文献

原典文献

现代学术研究

实修导向

• 米旁降央南杰《宝藏》系列论着，四川民族出版社藏文重印本
•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 当代达赖喇嘛《菩提道次第广论》讲授录，法尊法师汉译本对照阅读
• 顶果钦哲法王《嗅普巴》及相关短文开示报导报本
• Robert A. F. Thurman, Tsong khapa 系列研究与译本
• 祖古·乌金仁波切《大圆满：自本性瑜伽》系列讲记
• 蒋贡康楚罗卓泰耶《普贤上师言教》（Kun bzang bla mai zhal lung），刘立千汉译本
•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当代西藏史权威）
• 创古仁波切《大圆满前行》、咏给·明就仁波切《观禅，请》系列实修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