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弘期佛教：下路与上路弘法及教派兴起

本页分三层陈述：其一，藏文教法史（《青史》《红史》《贤者喜宴》等）对朗达玛灭法后百年「黑暗期」与各路弘法者的记载；其二，现代学者（图齐 Tucci、黎吉生 Richardson、David Seyfort Ruegg、Micheal Hahn 对阿底峡传记的校订）对此一段史实的批判性研究；其三，后世格鲁、噶举、萨迦各派如何把阿底峡与各路译师追认为「本派传承之源」。请留意：所谓「后弘期」是现代历史分期，藏地传统自称「新佛教」（bstan pa gsar ma），与前弘期「旧佛教」（rnying ma）相对；分期为研究方便，并非当时人自觉的时代意识。

前言

本篇叙述藏传佛教的第二个时期——史称「后弘期」（phyi dar），约自十世纪末下路、上路两路弘法展开，至十五世纪初宗喀巴创格鲁派为止，前后约五百年。核心问题有三：朗达玛灭法后的「黑暗期」究竟是全面中断，还是边境地区持续传承？下路弘法（西康、安多）与上路弘法（阿里、仁钦桑波、阿底峡入藏）如何分别展开？阿底峡《菩提道灯论》何以成为后世一切道次第的源头，并间接促成十一世纪以后各派的陆续形成？一般读者可由此掌握藏传佛教如何在崩溃之后重新站起；佛学学生可对照各路弘法者的系谱差异；实修者则可理解：今日所谓「教派」，其实是后弘期不同传承人在不同地点、以不同法脉为核心自然结聚而成的。

黑暗期的真实面貌

传统说法认为：朗达玛灭法后，卫藏（中央西藏）佛教中断约百年，僧团不存，经典散落，是为「黑暗期」。但现代学者多认为这一说法带有戏剧化成分。黎吉生依敦煌藏文卷子与碑文考订：朗达玛的打击主要针对赞普直辖的官寺与僧官制度，对民间信仰与边境地区（西康、安多、阿里）的影响有限；事实上，正是这些边境地区保留了僧团与经典，成为后弘期重新入卫藏的种子。

从文献看，黑暗期并非空白：相传拉竝贝吉多杰刺杀朗达玛后逃往康区，其后三百年间，西康、安多一带有数支僧团延续戒律传承；其中著名者，是所谓「卫藏六人」或「喇勤·贡巴饶塞」（Bla chen dGpa rab gsal）一系——他们在安多丹底寺（Dan tig）持戒修行，并于十世纪后应卫藏学者之请，为卫藏重新剃度出家。这条「从边缘回到中心」的路径，就是后世所称的「下路弘法」。

下路弘法：西康、安多的戒律重传

所谓「下路」（smad phyogs），是相对地理方位而言：西康、安多位于卫藏之东、之北，地势较低，故称下路。十世纪中叶，卫藏地区以鲁梅·楚臣喜饶（Klu mes tshul khrims shes rab）为首的十位学者，前往安多丹底寺，从喇勤贡巴饶塞受比丘戒，再回卫藏建寺传戒。相传鲁梅等人于九九九年前后返回拉萨，在桑耶寺、大昭寺旧址重建僧团，是为卫藏佛教「重弘」的起点。

下路弘法的特色，在于以「戒律重传」为核心：它并不立刻带入新的密法或哲学，而是先把出家僧团的制度重新建立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戒律，就没有僧团；没有僧团，就没有后续的大规模译经与教派形成。从今天回看，下路弘法像是「重建地基」，而真正大兴土木的，是随后由阿里王室发起的「上路弘法」。

上路弘法：阿里、仁钦桑波与阿底峡入藏

所谓「上路」（stod phyogs），指卫藏以西、地势更高的阿里地区。十世纪中叶，吐蕃王室后裔吉德玛衮（Skyid lde mgon）在阿里建立地方政权，其三子之一阔日（Kho re）退位出家，派少年仁钦桑波（Rin chen bzang po，九七八至一〇三）赴印度留学。仁钦桑波在摩竭陀、克什米尔等地留学十七年，回阿里后翻译大量密续与显教论书，并在托林寺（Tholing）建立译场，被尊为「大译师」（Lo tsā ba chen po）。

为了整顿当时混乱的见地与实修，阔日王（或其子孜德）于十一世纪初邀请超岩寺（Vikramaśīla）大学者阿底峡（Atiśa，九八二至一〇五四）入藏。阿底峡于一〇四二年抵阿里，停留三年，后又被迎请至卫藏，一〇五四年于聂塘（snye thang）圆寂。他在阿里应请撰《菩提道灯论》（Bodhipathapradīpa），全文约一千颂，以「三士道」架构统摄从下士求人天、中士求解脱、上士发菩提心的整个修行进程，并特别强调：密法必须建立在菩提心与戒清净的基础上，不可躐等。这部小论此后成为藏传一切「道次第」（lam rim）著作的滥觞——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即是对此书的系统展开。

阿底峡入藏的历史意义，三层陈述各有说法：传统格鲁派视他为「重兴正法」的太阳；现代学者（如 Micheal Hahn 校订阿底峡传记）强调他其实是一位印度晚期佛教的博学僧，其贡献在于把那烂陀—超岩寺的学术规范带入尚在重整中的藏地；后世噶举、萨迦等派也并未把他视为「格鲁独祖」，而是把他列入共通的印度—藏地道统。

教派陆续形成：十一世纪以后的新格局

后弘期并非一个统一的「后弘期佛教」，而是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因不同译师、不同法脉、不同地方领主的结合，自然聚出多个教派。下表择要列出主要派别的形成时期与核心法脉。

派别

核心人物与时期

核心法脉

与阿底峡的关系

宁玛派（rnying ma，旧派）

追溯前弘期莲华生，十一世纪后由素尔家族等整理

大圆满、伏藏（gter ma）、前弘期旧译密续

自认传承早于阿底峡，后世亦吸收其道次第框架

噶举派（bka brgyud）

玛尔巴（一〇一二至九七）赴印度那洛巴门下，传密勒日巴、冈波巴（一〇七九至一一五三）

大手印、那洛六法、俱生和合

冈波巴曾从阿底峡门下闻法，故噶举道次第亦受《菩提道灯论》影响

萨迦派（sa skya）

贡却杰布（一〇三四至一一〇二）建萨迦寺，萨班、八思巴兴盛于十三世纪

道果（lam bras）、喜金刚续

与阿底峡并行发展，各自传承

觉囊派（Jo nang）

十二世纪后于后藏觉囊寺兴起

他空见、时轮金刚

与格鲁后起论争有关

格鲁派（dge lugs）

宗喀巴（一三五七至一四一九）一四〇九年建甘丹寺

一切道次第、密宗道次第

直接继承阿底峡《菩提道灯论》并系统化

由表可见：所谓「教派」，并非单一创始人刻意另立门户，而是不同师资、不同法脉、不同地域在几百年间自然形成的师资集团。各派之间互有往来、互相授法，并非后世刻板印象中「壁垒分明」的对立。

对实践者的启示

后弘期佛教史最宝贵的启示是：宗教传承的重兴，往往从边缘开始，由戒律扎根，由经典重译发荣。下路弘法的僧人从安多回到拉萨，先持戒、再译经；仁钦桑波从阿里赴印度留学十七年，再回来翻译；阿底峡以一年迈之僧，在卫藏讲学十二年，留下一部不到一千颂的小论，却奠定此后九百年的道次第传统。这些事实提醒修行者：法的延续，不靠一时的宗教狂热，而靠一代又一代僧人踏实地持戒、求学、翻译、讲学。今日我们接触到的任何一个藏传宗派，背后都是这样一段漫长而朴实的历史。

参考文献

原典文献

现代学术研究

实修导向

阿底峡《菩提道灯论》（Bodhipathapradīpa），《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应条目，法尊法师汉译本
Giuseppe Tucci, Miniature Paintings of the Svastika 及有关西藏中古史论文集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法尊法师汉译本，对照《菩提道灯论》阅读）
廓·迅鲁伯（Gos lotsā ba gZhon nu dpal）《青史》（Deb ther dpyid kyi adro gzhon nu），郭和卿汉译本
David Seyfort Ruegg,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含藏传中观后弘期发展）
创古仁波切《西藏佛教诸宗派》（对五派特色的入门讲记）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Chos byung mkhas pai dga ston），黄颢汉译节本
谈锡永《西藏佛教史》（现代通史性入门，对下路、上路弘法有清晰梳理）
密勒日巴尊者《十万歌偈》，张澄基汉译本（噶举派实修精神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