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藏傳佛教：從雪域走向全球

本頁分三層陳述：其一，藏地當代傳承者對十九世紀以來藏傳佛教處境的自述；其二，現代學者（如Donald Lopez、Jeffrey Hopkins、Robert Thurman、Melvyn Goldstein、Tsering Shakya）對此一段歷史的社會學與史學研究；其三，西方與東亞佛教界如何重新詮釋藏傳佛教。請留意：本頁以學術中立角度陳述，不對任何政治立場表態；所謂「近現代」是現代史學分期，藏地傳統並不以此自限。

前言

本篇敘述藏傳佛教的第三個時期——約自十九世紀教派辯經與利美（Ris med，無偏黨）運動興起，經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動盪，至二十一世紀初藏傳道場遍及歐美、東亞與大洋洲。核心問題有三：十九世紀安多地區的利美運動如何為當代藏傳奠下「不分宗派」的學術基礎？一九五〇年代之後的外流，如何使藏傳佛教從雪域一地的傳統，成為全球性的宗教現象？當代藏傳領袖在國際學術、對話與社會運動中扮演何種角色？一般讀者可由此了解今日所見藏傳佛教的由來；佛學學生可對照西方西藏學的百年發展；實修者則可思考：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藏傳傳承什麼不變、什麼不得不變。

十九世紀的利美運動與學術重整

在談二十世紀的巨變之前，必須先回到十九世紀。當時西藏地方社會相對穩定，但各派長期分立，見地與實修漸生門戶之見。十九世紀中葉，康區（西康）德格一帶興起「利美」（Ris med，意為「無偏黨」或「不分宗派」）運動，代表人物包括蔣揚欽哲旺波（Jam dbyangs mkhyen brtse dbang po，一八二〇至九二）、蔣貢康楚羅卓泰耶（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一八一三至九九）、米旁降央南傑（Mi pham rgya mtsho，一八四六至一九一二）等。他們主張：不論寧瑪、薩迦、噶舉、格魯、覺囊，凡有清淨傳承與實效的法門，都應平等研習與保存；並大規模蒐集、整理、刊行各教派珍本，編成《寶藏》系列（如《大密寶藏》《知識寶藏》）。

利美運動的歷史意義，常被低估。它實際上為二十世紀藏傳佛教的全球傳播準備了兩項條件：其一，人才——一代學貫各派的學者與實修者，在動亂中既能守住傳承，又能向異文化講說；其二，文獻——大量珍本被系統整理，使外流後的僧團仍有經典可依。今日海外道場普遍主張「不貶他派、不尊一宗」，其精神源頭即可追溯至此。

一九五〇年代後的外流與全球傳播

二十世紀中葉，雪域經歷劇烈的社會變動。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周圍的僧團、學者與數千名跟隨者陸續流亡，於印度達蘭薩拉（Dharamsala）建立流亡僧團與文化機構。其後數十年間，陸續有僧人、學者、藝人、醫生從西藏各地及康區、安多輾轉抵達印度、尼泊爾、不丹，再由這些據點向世界各地分散。

這一外流對藏傳佛教的影響，可從三方面觀察。第一，僧團制度在流亡中被重建：南印度的邁索爾（Mysore）定居點，依教派分別重建了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及許多支寺，年輕僧人在新環境中延續因明辯經、五部大論的學制。第二，學術研究被體制化：達蘭薩拉成立西藏文檔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蒐集、微縮、整理藏文寫本，成為國際西藏學的重鎮；印度、歐美各大學相繼成立佛學系，以藏傳佛教為重要研究對象。第三，道場向全球擴散：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起，噶舉派的「噶舉文化中心」（Kagyu Darjeeling，其後在法國、美國建立多所道場）、寧瑪派的「雪謙」（Shechen）與「佐欽」（Dzogchen）系列道場、格魯派的「菩提道基金會」（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FPMT）等，先後在歐美、東亞設立中心。

當代藏傳領袖的國際角色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最具國際能見度的佛教領袖之一。從宗教與學術角度陳述，其事蹟可分三項：其一，跨宗教與跨學科對話——他自一九七〇年代起，與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領袖展開多次對話，並與當代科學家（尤其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長期合作，推動「佛教與現代科學」的對話，西方實驗禪修者的腦電波研究即受此風氣帶動。其二，佛法的現代語言轉譯——他以英文多次講授《菩提道次第》《入行論》《心經》等，由 Jeffrey Hopkins 等學者口譯、筆錄成書，使藏傳佛教的核心論述第一次大規模進入英語世界。其三，普世價值的倡議——他常年倡導世俗倫理、慈悲、非暴力、宗教和諧，一九九〇年代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些工作超出狹義宗教範圍，成為當代公共知識的一部分。

必須鄭重說明：圍繞當代藏傳領袖的相關政治議題極具爭議，本網站以佛學研究為職志，不對任何政治立場表態。本頁只陳述他在宗教、學術、對話層面作為藏傳佛教當代傳承者的角色，並把政治評價留給讀者自行參考其他立場的文獻。

西方西藏學的百年發展

藏傳佛教進入全球，與西方西藏學（Tibetology）的發展密不可分。早期（二十世紀上半）以意大利圖齊（Giuseppe Tucci）、英國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法國石泰安（Rolf Stein）為代表，他們以歷史、文獻、人類學方法研究西藏，是西方西藏學的奠基者。中期（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以 David Seyfort Ruegg、Helmut Hoffmann、Samten Karmay 等為代表，把研究重心從「西藏是甚麼」轉向「藏傳佛教的哲學與文獻」。當代（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則有 Donald Lopez、Robert Thurman、Janice Willis、Jacob Dalton 等學者，一方面繼續文獻與哲學研究，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反思「西方如何建構西藏」——Lopez 的《香格里拉的囚徒》（Prisoners of Shangri-La）即為此類反思的代表作。

在漢語世界，十九世紀末以來，法尊法師（一九〇二至八〇）入藏二十年，歸國後翻譯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等數百卷，是漢人系統接觸格魯派教理的第一人；能海上師（一八八六至一九六七）亦赴康寧寺求法，歸來後在漢地建密教道場。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隨兩岸開放，漢語世界對藏傳佛教的譯介與研究大為蓬勃，人才與著作漸成規模。

當代傳承的變與不變

藏傳佛教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有些東西保持不變：三寶的皈依、因果業力的基本見地、道次第的進程、密續灌頂與口傳的傳承方式，仍然嚴格依據傳統。但也有些東西不得不大幅調整：出家僧團在西方社會如何適應單身制度、如何取得社會尊重；密法傳承如何在沒有藏語環境、沒有寺院傳統的條件下延續；女性修行者（包括西方女性出家眾與藏地女性僧人）在傳統以男性僧團為主的制度中，如何取得位置；以及最根本的——當一個藏傳道場開在紐約、巴黎、首爾、台北，它所「傳承」的究竟是雪域的文化形式，還是佛法的核心精神。這些問題，至今仍在各道場、各教派中認真討論，並沒有標準答案。

對實踐者的啟示

對當代修行者而言，藏傳佛教的全球傳播既是機遇，也是考驗。機遇在於：我們不必遠赴西藏，就能在自己的城市親近傳承清晰的上師與道場；考驗在於：便利也容易帶來「消費式佛教」——把密法當心靈雞湯，把灌頂當證書，而忽略戒律、出離心、菩提心這些長期扎根的功夫。十九世紀利美運動的精神，今天尤為可貴：不分宗派、不貶他者，同時嚴守自己所受的傳承。了解藏傳佛教如何從雪域走到全球，也能幫助我們以更長遠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修行——法的傳承從來不是靜止的文物，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同時代、不同土地上重新活過來的實踐。

參考文獻

原典文獻

現代學術研究

實修導向

• 米旁降央南傑《寶藏》系列論著，四川民族出版社藏文重印本
•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 當代達賴喇嘛《菩提道次第廣論》講授錄，法尊法師漢譯本對照閱讀
• 頂果欽哲法王《嗅普巴》及相關短文開示報導報本
• Robert A. F. Thurman, Tsong khapa 系列研究與譯本
• 祖古·烏金仁波切《大圓滿：自本性瑜伽》系列講記
• 蔣貢康楚羅卓泰耶《普賢上師言教》（Kun bzang bla mai zhal lung），劉立千漢譯本
•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當代西藏史權威）
• 創古仁波切《大圓滿前行》、詠給·明就仁波切《觀禪，請》系列實修入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