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佛教史總論——東西交匯下的都市人間佛教

本頁分三層陳述：其一，香港地方志、寺院碑刻與佛教刊物所保存的傳統記載；其二，現代學者（如羅香林、蕭國健等）對香港早期社會與宗教的研究及爭論；其三，戰後至今香港佛教界自身如何重新詮釋「人間佛教」這條路線。請留意：本文分期（開埠早期、戰後南來、當代轉型）為研究方便而設，並非絕對邊界；香港佛教既非單純的中國佛教南下分支，也非獨立於中國佛教史之外的個案，而是一種港口城市中不斷被重組的宗教形態。

前言

本篇是「香港佛教史」子單元的總論。核心問題有三：香港佛教是甚麼？它為甚麼會以今天這種形態出現在這座城市？它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轉型中扮演了甚麼角色？一般讀者可由此建立香港佛教的基本地圖；佛學學生可注意香港作為「南北交匯點」的制度意義——寺院、佛學院、居士團體與社會服務如何並存；實修者則可體會：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都市裡，佛法如何在不離世間的前提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雙重性格：華南邊陲與國際港口

香港佛教的第一個基本事實，是它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純佛教社會」的宗教。一八四二年香港島開埠之前，今日香港轄區內的人口以漁農為生，佛寺信仰夾雜在天后、觀音、土地等民間信仰之中，所謂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邊界本來就模糊。開埠以後，英國殖民政府對華人宗教採取放任態度：既不扶持，也不壓制，讓廟宇與社團在華人社群內部自行運作。這種間接統治，使香港的宗教生態長期保持一種「自發組織」的形態——佛寺要自籌經費、自辦教育、自設慈善，政府鮮少介入。

與此同時，香港又是十九世紀中葉以遠東最重要的轉口港之一。人口由華南各地湧入，旅客、商品、報刊、經書與法脈都經由這個港口進出。於是香港佛教形成第二個性格：它是華南佛教的延伸，卻又比華南任何一個縣城都更開放——江南的天台法脈、廣東的禪宗傳統、後來的南傳與藏傳，都能在此找到落腳點。理解香港佛教，必須同時把握這兩面：一方面是華人社區的延續性，一方面是國際港口的流動性。

血脈所自：與廣東、江南近代佛教的關係

現代學者多認為，香港佛教的法脈主要來自兩個方向。其一是廣東本土：光孝寺、六榕寺所代表的曹禪與淨土傳統，以及珠三角一帶的居士念佛風氣，通過宗族、鄉誼與宗教網絡自然延伸到香港的新界與市區。其二是江南與長江下游：十九世紀末以來，寧波觀宗寺的天台講經傳統、常州與上海一帶的居士佛教（如諦閑、印光一系的影響），透過戰前南下的法師與居士傳入香港。這條血脈很重要，因為它解釋了為甚麼香港佛教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講經與學術」色彩，而不只是烧香禮拜的民間道場。

戰前的香港，已經出現幾個標誌性的起點：大嶼山的茅蓬道場（後來的寶蓮禪寺，約二十世紀初結茅，一九二四年易名）、青山的杯渡山寺傳說與重修、荃灣芙蓉山一帶的茅蓬群，以及一九三○年代由在家居士推動的東蓮覺苑。後者由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發起，是香港佛教史上極少數以居士為主導、同時辦義學與診所的現道場——這已是「人間佛教」的先聲。

居士為主、僧伽並存的結構

與中國大陸一些名山「僧團為主」的結構不同，香港佛教從一開始就呈現「居士佛教為主、僧伽道場並存」的格局。原因不難理解：開埠早期，香港並沒有大片山林可供叢林制度生長；城市土地昂貴，出家眾人數有限，而華人社區裡擁有財力與學識的士紳、商人、退休官員樂於護持三寶，於是由居士出資建庵、請法師講經、辦教育，成為常見模式。

這種結構有長處也有局限。長處是佛教與社會接觸緊密：東蓮覺苑辦義學、辦診所，佛教聯合會後來大規模開辦學校與醫療，都有居士力量在背後。局限則是：當法脈的延續高度依賴個別護法與法師，一旦人事變動，道場的風格也容易改變。戰後的香港佛教史，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不斷在「居士主導」與「僧伽制度化」之間尋求平衡的過程。

戰後南來：一次大規模的法脈移植

一九四九年前後，內地局勢變動，一批高僧與居士南下香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倓虛法師（約一八七五至一九六三），他繼承諦閑法師的天台講經傳統，南下後在東蓮覺苑等處講學，並推動佛學院教育，培養了一批兼具教理與戒行的年輕僧才。與此同時，虛雲禪師一系的禪風也通過其門人在港傳續，大嶼山寶蓮禪寺在戰後逐步由茅蓬發展為規模叢林，洗塵法師等長期主持，成為香港禅宗的重要據點。

這次南來對香港佛教的意義，可與近代中國佛教史上其他「南遷」事件並觀：它不只是人員的流動，而是把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佛教改革的成果（講經、辦學、出版、慈善）整體移植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殖民地環境中。香港由此從華南邊陲的小港口，變成中國佛教在海外最重要的「保存地」與「再出發點」之一。

當代人間佛教與社會服務

戰後以降，香港佛教逐步發展出可稱為「都市人間佛教」的形態。香港佛教聯合會自一九四五年成立以來，整合諸山道場，長期開辦中小學、診所、護老與殯儀服務；寶蓮禪寺一九九三年建成天壇大佛，成為佛教與旅遊、文化結合的標誌；志蓮淨苑在鑽石山重建為唐代風格的園林道場，把寺院建築、文教與慈善融為一體。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的人間佛教登山系（如佛光山、法鼓山、慈濟等）也陸續在港開展活動，與本地道場互相觀摩，進一步強化了佛教參與社會的面向。

需要持平指出的是，「人間佛教」在香港並非單一聲音。傳統的禪淨道場重實修、重祖師傳承；新興的團體重教育、重公益；南傳內觀與藏傳佛法自一九七○、八○年代起也陸續進入，為香港的修行光譜增添新的維度。這些並存，恰恰符合香港城市本身的性格：多元、務實、不斷重組。

對實踐者的啟示

對修行者而言，香港佛教史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觀察樣本：佛法在一個沒有國教地位、沒有大片山林、完全依靠社會自發運作的都市中，如何存活、扎根並參與社會。它提醒我們，佛教的生命力不只在深山叢林，也在書院、醫院、學校與居士家庭；同時也提醒我們，無論道場形態如何都市化，戒定慧的核心、對經教的尊重、對傳承的護持，仍是貫穿一百多年香港佛教史那條不變的線索。

參考文獻

原典文獻

現代學術研究

實修導向

• 香港歷代寺院碑刻與重修記（散見於青山禪院、寶蓮禪寺、東蓮覺苑等道場文獻）
• 羅香林《香港前代史論集》（有關早期香港宗教與移民社會之研究）
• 印順《人間佛教要義》（正聞出版社）
•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香港佛教》月刊（戰後以來之連續刊物，史料價值高）
• 蕭國健有關新界與香港地方史、宗教史之論著
• 星雲《人間佛教》相關著作（可作為當代人間佛教路線的對照閱讀）
• 東蓮覺苑、志蓮淨苑等道場自行編印之沿革與年譜
• 釋聖嚴等人有於近代中國佛教改革與南傳、藏傳互動之論述
• 日常法師等有關佛學院教育與居士修行的開示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