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魯派：宗喀巴宗教改革與道次第體系

本頁以現代藏學與清史研究為基礎，陳述宗喀巴的改革、格魯派的教理體系，以及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兩大轉世系統在歷史上的形成。對兩大轉世系統的介紹，純屬宗教史與制度史範疇，不涉及當代政治評價；讀者宜將其視為西藏宗教社會史中的制度發明，而非當代政治議題。

前言

格魯派（Geluk）是藏傳佛教中形成最晚、但對近六百年西藏與蒙藏關係影響最深遠的一系，俗稱「黃教」。本篇要回答三個問題：宗喀巴（Tsong kha pa，1357–1419）為甚麼要在十五世紀初發起宗教改革？《菩提道次第廣論》與《密宗道次第廣論》如何把顯密兩道系統化？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兩大轉世系統，在制度上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一般讀者可由此理解藏傳佛教近代格局的來龍去脈；佛學學生可對照宗喀巴中觀與月稱一系的關係；實修者則能體會，格魯派「嚴持戒律、顯密並重」的精神，對修行次第的提示。

宗喀巴與十五世紀的改革背景

宗喀巴本名羅桑扎巴（bLo bzang grags pa），1357 年生於青海宗喀地方，故被後世尊稱為「宗喀巴」。他年少時即入藏學法，先後依止薩迦、噶舉、寧瑪等派的多名高僧，廣學顯密。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他針對當時西藏僧團的若干問題——戒律鬆弛、部分密法被濫用、顯密修學脫節——提出系統性改革。

宗喀巴改革的核心，可歸納為三點。第一，嚴持別解脫戒與菩薩戒，強調一切密法的基礎是清淨的僧團生活；僧人必須如法著衣、持戒、食不非時。第二，顯密並重：先以般若、中觀、因明打好顯教基礎，再進入密教的灌頂與修學，反對未學顯教即直修密法的傾向。第三，重建經論學習的嚴格次第，恢復寺院講辯制度。這一改革在十五世紀初得到帕木竹巴政權的支持，1409 年宗喀巴在拉薩以東的達孜地方興建甘丹寺（藏語 dga ldan dgon），成為格魯派的祖庭；此後哲蚌、色拉、扎什倫布等大寺院陸續建立，形成「格魯」（意為「善規」）這一以嚴持戒律為標誌的新教派。

兩大道次第廣論

宗喀巴的改革，不只是宗教實踐的重整，更是一場完整的哲學體系建構。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菩提道次第廣論》（Lam rim chen mo）與《密宗道次第廣論》（sNgags rim chen mo）。

《菩提道次第廣論》以阿底峽（Atiśa）十一世紀所著《菩提道燈論》的「道次第」框架為基礎，把整個佛法修行歸納為「三士道」：下士道（求人天善趣）、中士道（求個人解脫）、上士道（發菩提心、行菩薩行）。每一階層都有清晰的聞、思、修次第，最終匯歸於密教的實踐。這一結構的意義在於：它把過去分散在各部派、各論師手中的教授，重新組織為一個可循序學習的「修道地圖」。

在哲學上，宗喀巴繼承月稱（Candrakīrti）一系的「應成中觀」（Prāsaṅgika Mādhyamika），並把「勝義空」與「世俗有」的關係，以極其嚴謹的方式加以釐清：一切法在勝義上無自性，但在世俗因果上絲毫不亂。這一立場既不同於部分寧瑪、薩迦傳統所側重的「如來藏」式表述，也不同於後代部分格魯學人所流於的概念化。在《密宗道次第廣論》中，他則把無上瑜伽續的四部（事續、行續、瑜伽續、無上瑜伽續）依修學層次重新整理，強調密法必須在具德上師引導、嚴守三昧耶的條件下修學。

著作

性質

核心結構

歷史意義

《菩提道次第廣論》

顯教修道體系

三士道、止觀雙運

把顯教修行系統化為次第

《密宗道次第廣論》

密教修道體系

四續道次、生圓二次第

把密教修行系統化為次第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哲學判教

對唯識、中觀的評判

明確應成中觀立場

寺院教育制度與格魯派的擴張

宗喀巴去世後，其弟子紮巴傑（rGyal tshab rje）、克主傑（mKhas grub rje）等繼續擴建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建立起嚴密的「學院—辯經—格西學位」制度。僧人從入寺起，依次學習《釋量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俱舍論》、《戒律論》五大部，透過多年的顯教辯經取得「格西」（dge bshes）學位，再進入密院學習無上瑜伽續。這一制度在藏傳佛教中獨樹一幟，使格魯派寺院在數百年間同時成為宗教修習中心與學術研究中心。

在政治層面，格魯派於十七世紀初逐漸與蒙古和碩特部結盟。1642 年，和碩特蒙古固始汗（Gushri Khan）征服西藏，把衛藏的行政權力交給五世達賴喇嘛，格魯派從此成為西藏主導教派。此後兩百餘年，甘丹頗章政府（藏語 dga ldan pho brang）以達賴喇嘛為精神與政治領袖，輔以「第巴」、「噶廈」等行政系統，並先後與清廷建立冊封關係。這段歷史使格魯派不僅是一個教派，更成為西藏近現代政治結構的核心。

兩大轉世系統的形成

格魯派的轉世系統，主要有兩大脈絡：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兩者都從十七世紀前後逐漸定型，到清代中葉被清廷正式確立。

達賴喇嘛系統的起源，可追溯至哲蚌寺的活佛轉世。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sho，1543–1588）與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建立關係，被尊為「達賴喇嘛」（蒙古語「大海」之意）；此後追溯其前兩世，形成達賴喇嘛轉世系統。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Ngawang Lobsang Gyatso，1617–1682）在固始汗支持下建立甘丹頗章政權，並於 1652 年赴北京會見順治帝，受到清廷正式冊封。

班禪額爾德尼系統則以扎什倫布寺為中心。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Lobsang Chökyi Gyaltsen，1567–1662）是五世達賴喇嘛的師長，在格魯派與蒙古結盟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其後轉世被稱為「班禪額爾德尼」（滿語「寶師」之意），由清廷於十八世紀正式冊封。達賴喇嘛主管前藏，班禪額爾德尼主管後藏，兩者在宗教上同為格魯派領袖，在行政上各有管轄。

從史學角度看，這兩大轉世系統的形成，是宗教慣性（噶舉派先開發的轉世制度）、地緣政治（蒙古與清帝國先後介入）、與教派內部權力安排三者長期互動的結果。清廷在十八世紀先後制定「金瓶掣籤」等制度，試圖把轉世認定納入中央管轄，此後這套制度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對這段歷史的後續發展，本頁不作進一步評述，僅陳述其制度起源。

格魯派與其他教派的關係

格魯派興起之後，與寧瑪、薩迦、噶舉等派之間既有合作也有張力。十七世紀格魯派取得主導權後，部分地區曾出現對其他教派的限制（例如對噶瑪噶舉寺院的強制改宗或遷移），這段歷史在現代學者（如 Geoff Samuel、Sam van Schaik）的研究中已有較細緻的分析。但另一方面，歷代達賴喇嘛中也有多位對寧瑪派教法採取開放態度，特別是五世達賴喇嘛本人即學習寧瑪伏藏，被視為格魯—寧瑪交融的重要人物。

十九世紀康區的利美運動，對格魯派而言更多是「來自外部的對話」。格魯派內部並未整體投入這場運動，但它所保存的道次第、因明、戒律體系，仍被不同教派的學人視為重要的學習對象。時至今日，格魯派寺院教育制度的嚴謹性，仍是藏傳佛教整體學術傳承的重要支柱。

對實踐者的啟示

對今日的實修者而言，格魯派的傳統提供三項重要提示。第一，宗喀巴的改革提醒我們：任何時代的佛法，都需要重新審視實踐與戒律的關係；沒有清淨的基礎，再高的見地也容易流於口頭。第二，兩大道次第廣論示範了一種「系統化修行」的可能性——把散亂的教授整理為清晰的地圖，對現代人尤為可貴。第三，格魯派與政治長期糾結的歷史也提醒我們：宗教團體一旦與權力深度結合，便同時獲得力量與風險；保持學術與實修的獨立性，是每一代修行者都要面對的功課。

參考文獻

原典文獻

現代學術研究

實修導向

•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法尊法師漢譯，中國佛教協會出版）
• 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吐官《佛教史》（土觀·善慧法幢）有關格魯派的章節
• 宗喀巴《密宗道次第廣論》（法尊法師漢譯）
• 陳慶英《達賴喇嘛轉世及相關歷史真相》（五洲傳播出版社）
• 格西·隆多旦尼《廣論導引》等格魯派格西的開示錄
• 《宗喀巴年紀》、《甘丹寺志》等寺院史傳
• Geoff Samuel, Civilized Shamans（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圖丹確準有關格魯派禪修的英文著作

相關整理另見格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