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大藏經版本學:甘珠爾與丹珠爾的主要傳本系統

藏文大藏經由兩大部分組成:甘珠爾(bkaʼ ʼgyur,意為「佛語翻譯」),收錄佛陀言教的譯本,相當於漢文大藏經的經、律兩藏;丹珠爾(bstan ʼgyur,意為「論疏翻譯」),收錄印度論師對佛語的注疏與論著,相當於漢文的論藏並廣收因明、聲明、醫藥、工巧等世俗學問譯著。

本頁分三層陳述:其一,藏文文獻中有關《甘珠爾》《丹珠爾》結集與刻版的傳統記載;其二,現代藏學家(如圖齊 Giuseppe Tucci、拉露 Marcelle Lalou、石內博通、山口瑞鳳等)對各版本系統的考訂;其三,蒙、滿、漢以及西方學界如何在不同時期運用這些傳本。請留意:藏文各版甘珠爾、丹珠爾的部類劃分、條目數與翻譯年代,各書記載常不一致,本篇凡不確定處皆以「約」「據現代目錄」表述。

前言

藏文大藏經由兩大部分組成:甘珠爾(bkaʼ ʼgyur,意為「佛語翻譯」),收錄佛陀言教的譯本,相當於漢文大藏經的經、律兩藏;丹珠爾(bstan ʼgyur,意為「論疏翻譯」),收錄印度論師對佛語的注疏與論著,相當於漢文的論藏並廣收因明、聲明、醫藥、工巧等世俗學問譯著。本篇核心問題有三:甘珠爾與丹珠爾是如何逐步形成的?納塘、德格、北京、卓尼等主要刻本系統各有何特色?現代學者如何利用這些傳本做版本對勘?一般讀者可藉此建立藏文佛典的基本地圖;佛學學生可比對漢藏譯本的異同;實修者則可了解:藏傳各派所誦習的續典與論釋,實際上來自不同刻本傳統。

結集與早期寫本傳統

藏文佛典的翻譯始於七世紀松贊干布時代,至八世紀赤松德贊時期設立譯場,由寂護、蓮花戒、般若踐羅等印度論師與藏族譯師(如吞米桑布扎、吉祥積、尚·那南多傑等)合作,大量翻譯顯密經論。九世紀初,吐蕃王國曾下令編訂譯語詞典(如《翻译名义大集》),統一梵藏譯名,這是藏文佛典系統化的重要起點。此後經朗達瑪滅佛與後弘期(十世紀以降)的重新譯介,至十一、十二世紀,顯教經論與大量無上瑜伽續典已大致譯出。

傳統記載中,甘珠爾的「結集」與夏魯萬府(Sha-lu)的布頓仁欽朱(Bu-ston Rin-chen Grub,一二九○—一三六四)關係密切:他在編纂《丹珠爾》目錄時,對當時流傳的寫本進行系統整理,確定了後世甘珠爾、丹珠爾的基本規模與部類框架。但須注意:在木刻本流行之前,藏文佛典主要以寫本形式流傳於各寺院與學派之間,並不存在一部「天下通行」的標準本;所謂「結集」,更接近於對既有譯本的分類、篩選與編目,而非一次性的文字定型。

主要刻本系統

十四世紀以降,藏地陸續出現木刻版甘珠爾與丹珠爾,形成多個並行的版本系統。下表擇要介紹影響最大的幾種;確切版次與行款,各本略有出入。

版本系統

約略時代

刻地/主持

特色與存世狀況

納塘(Narthang)新版甘珠爾

十八世紀前期

後藏納塘寺,頗羅鼐支持

以早期寫本與舊刻為底本,部類劃分較古,今日有影印本流通

德格(Derge)版

十八世紀中葉

康區德格土司家族資助

甘珠爾、丹珠爾俱全,版式規整、刷印精良,是現代國際學界最常用的藏文大藏經底本之一,原版存德格

北京版(康熙/乾隆)

十八世紀前期至中葉

北京,清宮敕刻,先有康熙版甘珠爾,後乾隆時補丹珠爾

版式較大、字體清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國聖彼得堡曾影印流通,西方藏學界據此研究甚多

卓尼(Khams/Co-ne)版

十八世紀前期

甘肅卓尼寺(楊土司)

流傳較狹,部分條目與他本有異具校勘價值,存世印本較少

拉薩(Sne-ru-rtse)版

近代(約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

拉薩納塘新造或布達拉宮刻版

影響較晚出,部分內容參考前述諸本

除上表所列,還有不丹、蒙古(如庫倫版)等地區的刻本與寫本系統,各有地方特色。

各本系統的特點與對勘

從現代版本學的角度看,各甘珠爾系統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條目多寡與部類劃分:例如德格版與北京版在續部(無上瑜伽續等)的分目與歸屬上不盡相同,某些經論只見於某一系統;這往往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學派對「何者應入藏」的判斷。其二,文字異讀:同一部經論在不同刻本中存在訛誤、脫漏、語句次序差異,這些異文往往可追溯到不同的寫本來源。其三,底本來源:德格本多參考康區本地寫本與舊刻;北京本則在清廷主持下,可能綜合了來自西藏、蒙古與滿洲的多種傳本;納塘本則保存了較多後藏古老傳統。

現代學者的基本立場是:不預設某一版本為「最古」或「最正」,而是把各本視為不同傳承鏈的產物。圖齊、石內博通等學者在研究印度論書的藏譯本時,往往並列德格、北京、納塘數本對校,以判別後人竄入與原譯面貌。這種工作方式與漢文大藏經的版本對勘(參見〈漢文大藏經史〉上下篇)在方法上一致,只是所面對的材料是藏文寫本與木刻本。

漢藏譯本的互證

藏文大藏經的另一重大價值,在於它保存了大量已佚梵文原典的譯本。印度本土的梵文佛典在中亞、北印度穆斯林征服與自然災難中散佚殆盡,許多論書——如法稱因明著作、月稱中觀論釋、無著與世親的部分體系著作、以及無上瑜伽續典——今日主要靠藏譯本才得以保存。十九、二十世紀以來,西方與日本學者透過「梵文殘卷+藏譯+漢譯」三重對讀,重建印度佛教哲學,這是現代佛學最重要的方法論成就之一。

對漢傳學者而言,藏文甘珠爾中也保存了與漢譯本平行的經論:例如《般若經》《寶積經》諸會、《華嚴經》的部分品、各種戒律與續典,在藏文與漢文中各有譯本。兩相對照,往往能看出譯語風格的差異(藏譯多直譯、漢譯多斟酌文義),也能校正彼此的訛誤。這正是「漢藏對勘」成為現代佛學常設課題的原因。

對實踐者的啟示

對藏傳佛教的修行者而言,了解自己所誦經續所據的刻本系統,是一種重要的傳承自覺:寧瑪、薩迦、噶舉、格魯各派在歷史上與不同地區的刻本有淵源,所依續典與口訣傳承往往附帶特定的文本傳統。這並不意味著某一派的經本「比較正確」,而是提醒我們:讀經、持誦本身就是在一條漫長的翻譯、抄寫、刊刻鏈中進行。與此同時,對漢傳與南傳的修行者來說,藏文大藏經的存在證明了一件事:同一批印度論書與續典,曾被多個語言傳統以各自的方式誠實保留下來——這種跨語言、跨派别的共同護持,本身就是佛法「住世」的最好註腳。

參考文獻

原典文獻

現代學術研究

實修導向

德格版《甘珠爾》《丹珠爾》(德格印經院原版,成都、北京有影印本)

圖齊《西藏的宗教》(Tucci, The Religions of Tibet)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法尊法師漢譯)——藏傳論書閱讀入門

北京版《甘珠爾》《丹珠爾》(日本極東文化研究所影印本)

石內博通《西藏文獻解題》相關各冊;山口瑞鳳《西藏的佛教》

頂果欽哲法王等有關藏傳經續與傳承的開示錄

布頓《佛教史》(Bu-ston Chos ʼbyung),有英譯與日譯

拉露(Lalou)有關敦煌藏文寫本與西藏大藏經的研究論文

現代藏傳寺院使用的日常課誦本(可對照其與德格本的關係)

相關整理另見甘珠爾與丹珠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