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上座部：大寺派傳承與島國佛教史

本頁分三層陳述：其一，《島史》《大史》等島國編年史中的傳統敘事；其二，現代學者（如蓋伊貝格 Geiger、帕拉納維塔納 Paranavitana、貢布里希 Gombrich、卡爾德爾 Calder、渥德爾 Warder、塚本啟祥等）的研究與爭論；其三，近代錫蘭佛教復興與殖民、後殖民語境下的自我重塑。請留意：《島史》《大史》是帶有王權與僧團意識的編年文學，並非現代意義的客觀史書；摩哂陀傳入、聖典書寫等事件的確切年代，至今仍有學術討論空間。

前言

本篇聚焦斯里蘭卡（舊稱錫蘭）這一島國的佛教傳承。在南傳佛教的版圖中，斯里蘭卡有著特殊地位：它既是巴利三藏書寫成型之地，也是大寺派（Mahāvihāra）法統的源頭，更在十二世紀之後成為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諸國僧團「回錫蘭求戒」的法脈母國。核心問題是：島國佛教如何從外來傳教事件，發展為主動塑造整個南傳世界的力量？一般讀者可藉此理解上座部的「島國根源」；佛學學生可對照編年史敘事與現代考古、文獻研究；實修者則能看清：今日所讀的巴利註釋傳統，幾乎都在這座島上定型。

傳統記載：摩哂陀傳入與大寺建立

據《大史》（Mahāvaṃsa）記載，佛陀入滅後約二百餘年，孔雀王朝阿育王（Asoka）在位。阿育王之子摩哂陀（Mahinda，一譯摩哂陀）率領幾位長老渡海來到獅子國，於天愛帝須王（Devānampiya Tissa）時傳授佛法，並在阿努拉德普勒（Anurādhapura）建立大寺（Mahāvihāra）。相傳摩哂陀之妹僧伽蜜多（Sanghamittā）亦渡海而來，攜帶菩提伽耶菩提樹的分枝，植於大寺之園——這株菩提樹相傳至今仍存於阿努拉德普勒。

這套敘事在南傳傳統中具有根本的「創世神話」地位：它把島國佛教的源頭直接連結到阿育王與佛弟子的法脈，從而賦予錫蘭僧團一種「佛滅後第三結集正統傳人」的自我理解。現代學者對此多採取分析立場：考古上，阿努拉德普勒的早期佛教遺址可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紀前後，與傳說時代大致吻合；但摩哂陀為阿育王親子、僧伽蜜多為其妹等細節，則被認為帶有後世編年史合理化的色彩。更務實的判斷是：佛教於公元前三世紀左右由印度東南部傳入錫蘭，隨即與島國王權結合，而《大史》把這一過程濃縮為一個具體而神聖的人物故事。

僧團內部的長期並立：大寺與無畏山寺

錫蘭佛教史上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是：大寺派從一開始就不是唯一僧團。公元前一世紀前後，瓦拉甘巴王（Valagamba）為報答一位出家者的擁立，建立無畏山寺（Abhayagiri-vihāra），此後該寺逐漸成為與大寺並立的強大僧團。再稍後，又出現祇園寺（Jetavana-vihāra）。三寺並立的局面延續了千餘年。

關鍵差異在於：大寺派堅持以巴利三藏與固有註釋為依歸；無畏山寺則在歷史上與印度大乘、密教傳統有較多往來，據後世註釋記載，該寺曾接受大乘經典，甚至在某一時期主導了島國佛教。現代學者（如 Gombrich、Calder）多認為：錫蘭佛教在這千餘年中並非單線「純正上座部」，而是一個大寺派與大乘傾向僧團長期互動、競爭、融合的場域。直到十二世紀，帕格羅摩巴忽王（Parākramabāhu I）才在大寺派支持下整頓僧團，將無畏山寺、祇園寺僧眾重新納入大寺戒壇，大寺派自此成為島國唯一的正統僧團。這一「統合」事件，同時也是大寺派向整個東南亞輸出法統的起點。

巴利聖典的書寫與覺音的註釋事業

口傳傳統在何時轉為書寫？據《大史》記載，瓦拉甘巴王時（約公元前一世紀），由於緬甸方向的饑荒與動亂，長老們擔心聖典失傳，遂於阿魯吠訶羅（Aluvihāra）一帶將巴利三藏與註釋首次書寫為文。現代學者多接受「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書寫定型」這一大體框架，但具體地點與過程仍有討論。

真正決定巴利傳統形態的，是五世紀來自印度的註釋家覺音（Buddhaghosa）。相傳他於摩揭陀學成後渡海來到錫蘭，於大寺研讀僧伽羅語註釋，再以巴利文重新撰寫註釋體系。其代表作《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以戒、定、慧三學為綱，系統整合經律論的修行觀點，此後成為南傳佛教教理與實踐的「總綱」，其地位大致相當於漢傳天台《摩訶止觀》或藏傳《菩提道炬論》之於各自傳統。覺音另譯有《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的註釋（合稱《善見律》系統的巴利註釋群）。

需要注意：覺音的「註釋」並非中立翻譯，而是一種系統化的立場表達。他把大寺派的教理立場貫穿到對每一部經的解讀之中，從而塑造了此後一千五百年南傳閱讀巴利經典的方式。現代學者提醒：若跳過覺音註釋而直讀巴利經，有時會發現經文本身的意義邊界更為寬闊——這正是「原典」與「註釋傳統」之間的永遠張力。

歷史上的幾個關鍵節點

時期	事件	意義	公元前三世紀	摩哂陀傳入佛教，建大寺（據《大史》）	島國佛教創始神話的核心
公元前一世紀	瓦拉甘巴王時，巴利聖典首次書寫	口傳轉書寫的關鍵節點	五世紀	覺音來錫蘭，撰《清淨道論》及諸註釋	巴利註釋傳統定型
十二世紀	帕格羅摩巴忽一世整頓僧團，三寺統一於大寺	大寺派成為唯一正統，並向外輸出	十六至十八世紀	葡萄牙、荷蘭、英國先後殖民；僧團戒體中斷數次	島國佛教面對殖民與基督教的應變
十八世紀	泰國曇摩菩提（Upali）長老應邀赴錫蘭傳戒，建立暹羅派（Siam Nikāya）	與泰國法統的雙向回流	十九世紀	阿蘭賴卡羅（Anagarika Dharmapala）發起佛教復興，創菩提格利亞協會（Maha Bodhi Society）	錫蘭佛教走向全球

近代：殖民語境下的復興與國際網絡

十九世紀的錫蘭（今斯里蘭卡）處於英國殖民之下，基督教傳教士與佛教僧團之間展開多場著名辯論（如潘達羅與戈萊等論戰）。這一語境催生了所謂「佛教現代主義」：強調佛教是理性、科學、符合現代精神的宗教，重視經典直讀與禪修實踐，並以組織化方式護持佛教。代表人物阿蘭賴卡羅於一八九一年在菩提伽耶創立菩提格利亞協會（Maha Bodhi Society），致力於收復印度佛教聖地、向西方傳播佛教——這是南傳佛教首次主動進入全球語境。

與此同時，錫蘭僧團在法統上與泰國、緬甸形成密切的雙向網絡。十八世紀末，泰國卻克里王朝的僧侶應錫蘭方面之邀赴島傳戒，建立今日錫蘭三大僧團之一的暹羅派（Siam Nikāya）；其後又分別自緬甸引動阿馬拉布拉派（Amarapura Nikāya）與藍曼拉派（Ramanna Nikāya）。也就是說：當年由錫蘭傳向東南亞的法統，在殖民時代又以「重新求戒」的方式回流錫蘭，形成跨國僧團的循環。這一事實提醒我們：所謂「國家佛教傳統」，從來不是在單一國界內閉關自守。

對實踐者的啟示

對今日實踐南傳禪法的人而言，斯里蘭卡這段歷史的啟示是：你所依止的每一部經、每一個註釋傳統，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原始佛教」，而是在這座島上、在千餘年王權與僧團的互動中、在多次分裂與統合中逐漸成型的產物。了解這一點，不會削弱對法的信心，反而讓我們更懂得：傳承本身就是一種「活的傳統」——它既值得敬重，也允許我們以歷史的眼光閱讀。同時，錫蘭近代的復興史也提醒：面對現代性，佛教不必在「全盤拒絕」與「全盤西化」之間二擇一；理性、組織、實踐三者可以並存。

參考文獻

原典文獻

現代學術研究

實修導向

• 《大史》（Mahāvaṃsa），Geiger 英譯本，PTS 刊行
• Gombrich, Theravada Buddhism: A Social History
• 覺音《清淨道論》（葉均譯，佛教出版社）
• 《島史》（Dīpavaṃsa），Oldenberg 英譯本，PTS
• 塚本啟祥《西域佛教史》及有關錫蘭佛教之研究（法鼓文化等中譯選本）
• 向智尊者《佛教禪定》（謝隆玄譯）
• 覺音《清淨道論》及巴利註釋群，PTS 刊行本
• 水野弘元《佛教文獻研究》（許洋主譯，法鼓文化）
• 阿蘭賴卡羅有關佛教現代主義的言論選集（中譯本可參考）

相關整理另見斯里蘭卡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