毘舍離第二次結集
毘舍離第二次結集的爭議是「十事」，約在佛滅百年。是否因此造成根本分裂，文獻說法不同。
本頁分三層陳述：其一，巴利律藏《小品》、漢譯諸律與《島史》《大史》等早期原典對「七百結集」與「十事」的記載；其二，現代學者（如拉莫特 Lamotte、巴雷烏 Bareau、平川彰、水野弘元、印順法師等）對第二次結集歷史性、年代與根本分裂起因的研究與爭論；其三，南傳上座部、漢傳諸律與大乘傳統如何重新詮釋這次結集。請留意：「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是現代學術概念，不同部派保存不同傳本，「十事」在巴利律與漢譯律中的條目與評價並不一致。
前言
佛滅之後，僧團第一次被系統記錄下來的重大內部爭議，發生在佛滅約百年的毘舍離（Vesālī）。這場爭議被傳統稱為「第二次結集」，又因七百位長老參與而稱「七百結集」，爭議的核心是跋耆族（Vajji）比丘實行的「十事」——十項關於戒律細節的寬鬆做法。本篇定位於「部派佛教」子單元的第二篇（接上一篇「部派佛教概說」），核心問題有三：十事具體指甚麼？這次結集與僧團「根本分裂」是甚麼關係？現代學者為何對傳統敘事提出懷疑？一般讀者可由此理解「戒律之諍」如何成為佛教史上第一次大分化的入口；佛學學生可對照巴利律與漢譯諸律的異文；實修者則可從中看見：對戒律細節的堅持與彈性，自古以來就是修行共同體必須面對的課題。
原典證據
關於第二次結集，最重要的早期文獻是巴利律藏《小品》（Cullavagga）第十二品（第十二章 Khandhaka）。該品記載：佛滅之後百年，毘舍離的跋耆比丘實行種種寬鬆做法，有一位來自西方的長老耶舍（Yasa）認為不合律制，遂聯絡各方長老，在毘舍離集會評議。會中由諸長老主持，把跋耆比丘所行的「十事」逐一判定為「非法」「非律」，並誦出律藏以為定準。與會長老約七百人，故稱「七百結集」。
所謂「十事」，巴利律《小品》所列（大意）包括：角鹽淨（可以貯鹽於角器，於非時食用）、二指淨（日影過二指仍可受食）、聚落淨（食後可再至鄰村受食）、住處淨（於同一界內不同住處另作羯磨）、隨意淨（於合意之事隨意而行）、習座淨（隨先所習慣而為）、不攪殘酪淨（未攪動之酪可飲）、未搖攪酪漿淨（未攪之酒漿可飲）、無緣水淨（無繩床緣之坐具可用）、金錢淨（受蓄金銀錢幣）。此中「金錢淨」與「二指淨」尤其觸及僧團經濟與乞食制度的根本。
漢譯方面，《四分律》（法藏部律本）、《五分律》（化地部律本）、《十誦律》（說一切有部律本）、《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各部律藏均載有「七百集法」或類似章節，但條目數目、用語與結集地點的細節並不一致；有漢譯律本把爭議重點放在受蓄金銀，而非完整的「十事」。此外，漢傳《異部宗輪論》《十八部論》《部執異論》等部派系譜文獻，則把根本分裂歸因於另一件事——「大天五事」，與南傳強調的「十事」不同（詳見下一篇）。
文獻異讀與現代學術爭議
現代學者對第二次結集的歷史性有共識，也有分歧。有共識的事實包括：巴利律《小品》與漢譯諸律的相關章節應成書於部派時代較早階段，保存了一個古老的「結集記憶」；佛滅後約一個世紀，僧團在戒律寬嚴與經濟生活方式上確已出現明顯分歧；「受蓄金銀」一事在諸部律中都被列為禁止，說明這是跨部派的共同焦慮。
尚有爭論的假說則較多。其一，年代問題：傳統說法為「佛滅百年」，但佛滅年代本身在南北傳之間相差數十年，故第二次結集的絕對年代仍無定論，現代學者多傾向定於公元前四世紀前後（約）。其二，「十事」是否為當時爭議的全部：巴利律所列十項，是後人回顧時系統整理的結果，還是當時逐項提出的？拉莫特與巴雷烏（André Bareau，法國佛學家，以研究三次結集著名）都傾向認為，巴利律的「十事」敘事帶有南傳上座部「事後正當化」的色彩——把逐漸形成的戒律分歧，濃縮為一場長老壓倒多數的會議。其三，這場結集與「根本分裂」的因果關係：南傳《島史》《大史》把七百結集描述為「正統長老」勝利、「非法比丘」被驅逐，並由此埋下日後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與上座部（Sthaviravāda）分裂的伏筆；但現代學者（如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多認為，「結集」是一場被記住的象徵性事件，真實的分化是數十年甚至上百年間隨地域擴展、語言差異與戒律解釋不同而漸進形成的，不宜把十事之爭視為唯一的分裂原因。
另一個長期爭議點是「大天五事」與「十事」的關係。漢傳系譜把根本分裂歸因於大天（Mahādeva）其人與他提出的五條關於阿羅漢境界的說法；南傳系譜則完全不提高天，只講十事戒律之諍。現代學者一般認為，這兩套敘事分別代表上座部一系與大眾部一系的自我記憶——前者強調「戒律純正」，後者（經由漢傳保存）強調「教理立場」的對立；二者未必是同一事件，更可能是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發生的分化，被後來的部派史觀各自整合進自身的系譜（此為現代學者多採的綜合解讀，仍屬推論）。
後世詮釋史
第二次結集在不同傳統中的評價差異很大。南傳上座部（Theravāda）把七百結集視為「正統」的奠基：今日巴利律藏即被認為是當時長老們誦出的定本，錫蘭《島史》《大史》更把這場結集與日後阿育王時代的第三次結集連成一線，形成「三次結集、法傳師子國」的神聖譜系。在南傳現代禪修傳統中，「十事」的精神——尤其不蓄金銀、過午不食——仍被比丘律制視為不可動搖的底線。
漢傳方面，由於漢地所譯律藏分屬不同部派（《四分律》法藏部、《十誦律》說一切有部、《五分律》化地部等），「七百結集」在漢地主要作為「律結集」的歷史背景被提及，並未被單一傳統奉為唯一正統。唐代道宣律師以《四分律》建立漢傳律宗，對結集史的敘述兼采南北諸說；而漢傳同時流傳的《異部宗輪論》系譜，則把「大天五事」視為分裂主因，與南傳的「十事」敘事長期並存，從未真正統一。
大乘興起後，對這場結集的態度又有轉化。大乘經典多不直接評議「十事」，但大乘精神中「開方便」「容許在家菩薩受財布施」的傾向，在客觀上與跋耆比丘「受蓄金銀」所代表的彈性立場有某種親緣；不過現代學者（如平川彰）對此多持謹慎態度，不把這種親緣直接等同於歷史淵源。到了現代，巴利聖典會（Pali Text Society）與歐美學者重新整理律藏，把「七百結集」當作研究早期僧團組織與戒律史的重要文本，而非信仰上的「法定時刻」——這本身就是一種典範轉移。
對實踐者的啟示
對今日的修行者而言，第二次結集帶來的第一個啟示是：戒律從來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在僧團生活中不斷被解釋、被共識、被重新確認的。跋耆比丘所行的十事，在當時當地或許有其實際需要；長老們的判決，則代表了對佛陀時代僧團「少欲知足」精神的堅持。兩者都不是單純的「保守」或「開放」可以概括——真正的課題是：在變動的社會條件下，如何守住解脫的核心，同時不把手段當目的。
第二個啟示，是要避免「EBT（早期佛教經典）原教旨主義」的傾向。今日有些禪修傳統把巴利律藏視為佛陀時代唯一未經修改的原貌，並以此衡量一切；但律藏本身已經是部派時代編集、多次整理的產物，「十事」條目在不同傳本中都有出入。了解這一點，不會貶低任何傳統的價值，反而能讓我們以更寬容的眼光看待今日南傳、漢傳、藏傳戒律細節的差異——它們各有其歷史脈絡，各自護持著同樣的解脫理想。對實修者來說，歷史批判的目的不是解構信仰，而是讓信仰更清醒、更謙卑。
參考文獻
原典文獻
現代學術研究
實修導向
- 巴利律藏《小品》（Cullavagga）第十二品，SuttaCentral／PTS 英譯《Vinaya Pitaka》第三冊
- 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有關早期僧團與戒律的英文著作
- 漢譯《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七百集法」相關章節，CBETA
- 拉莫特《印度佛教史》（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 巴利《島史》（Dīpavaṃsa）、《大史》（Mahāvaṃsa）
-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出版社）
